黄金书屋---五 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
五 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            
    我对于自己的屈赋研究,过去说的话本已不少,无奈总得不到读者什么反响,于今《屈
赋新探》第一集《屈原与九歌》出版已将半年了,批评文字也算有了几篇,说的话,可以说
对我“称许过当”,令人读之汗颜,但朋友传说则谓学术界颇多反对的意见。他们的话总括
起来不过一句,就是“域外文化在汉以前传入中国是决不可能的。”但域外文化这句话正是
我的“中心思想”,我一百数十万字的《屈赋新探》完全以此为根据,为基础,根据失去
了,基础动摇了,则全书的价值自然等于一个“零”了。现在我向读者解释的正是这个问
题。

    屈原的《天问》和《九歌》,以前所以不大为读者所了解,历代楚辞注家所以费尽心
力,不能疏解明白者,就是为了《天问》和《九歌》的内容多为域外的文化分子,这些都是
当时中国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王逸号为楚辞权威,他注《九歌》一些难解的话——譬如
《九歌》里常有祭神的男女信徒向所祭之神说许多爱恋思慕的话,宛如人间男女对所爱之对
象者,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如此,于是他灵机一动,宣布这些话都是“譬喻”,正如后世所
谓“托夫妇以言君臣”,是屈原借以表明他自己与楚怀王君臣遇合之关系的。于是十篇《九
歌》,在王逸笔下只在屈原与怀王身上反反覆覆兜圈子。我替王逸这个方便法门杜撰一名,
曰“王逸的象征主义”。这个象征主义,倒并非王逸所单独发明,汉儒解释《诗经》,早就
在大用特用了。

    朱熹的《楚辞集注》论《九歌》也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
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
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
焉。”

    朱熹这番话把王逸的象征主义,算已充分发挥了。自王逸到朱熹,自朱熹到明清,甚至
现代的旧派楚辞注家,都墨守着这个原则。头脑比较开明者,不敢譬喻之说,则从六朝神弦
曲里采敢一二句子,证明民间祭神照例要夹杂一些“亵慢”、“荒淫”、“燕昵”的话头。
《九歌》既是湘江流域民间祭神之曲,当然逃不出这条定律的支配。

    但若问为什么有这条定律,则那位说话的学者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早在四十余年前,我撰写《九歌中人神恋爱的问题》便凭藉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证明
《九歌》那种现象,是“人神恋爱”的关系。而人神恋爱又由“人祭”而来。此文原收于我
的《蠹鱼集》,后收于我《文星十书》,即以文题为该书之名。

    至于《天问》以文理杂乱,内容深奥,能解得通的,二千数百年来更无一人。

    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九歌》之神乃九曜之神,是域外来的。《天问》更是域外文化
思想之总汇,不明域外文化情况是无法解释的。这域外文化策源西亚,也就是两河流域,传
播遍于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国家如埃及(埃及与西亚文化同其古远,各自发展,但曾相互
受影响)希腊、印度及沿地中海诸国,均在此种文化势力笼罩之下。这种文化曾两度来我中
华,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则在战国中叶,后者正当屈原时代。

    我曾在《屈原与九歌·自序》里说过,屈赋之难于理解者,是因为中间横梗着一道坚
墙。这道坚墙不打破,再过二千数百年,或几个二千数百年,屈赋所给我们的,依然是“闷
葫芦”一个,打破了,则屈赋立刻出黑狱之冥冥而就白日之昭昭。全部内容,皆将点滴无
遗,纤洪毕现地呈露于我们面前。所谓坚墙,便是域外文化。

    我相信自己这些话并非夸诞之辞,读了我的《屈原与九歌》,便将开始相信。读完我的
《屈赋新探》一百数十万字,更将认为我的话果然大有道理,值得研讨。

    我们中国人向来相信在汉以前,中国完全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汉武帝通西域,对外始
有交通,也知道有什么“身毒”、“乌孙”、“西域三十六国”等等,但其地域皆在中亚和
东南亚,于今竟说文化来自万里外的两河流域,毋乃太过于遥远。而且域外文化在战国前便
已来华,实是一桩极大的事,何以从前竟无人知道,历史上竟无丝毫痕迹可寻呢?况中国接
受外来文化原非一次。像汉晋以来的佛教文化,明清以来及近代的西洋文化,他们的高僧大
德和传教士,怎样抱宏道之旨,排万难而来中华,我国热心慕道之士,又怎样冒万死,而西
行求法;我国又怎样立庙度僧,译经制典,事实皆朗若列眉,斑斑可考,为什么战国前域外
文化两度来华的事,竟如云雾中的神龙一样,既不见其首,又不见其尾呢?为此说者,若不
能把域外文化两度来的“来踪”“去迹”交代明白,则他说的话又怎能教人信服呢?

    这真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天下事固有许多离奇怪诞,出人臆度者,我们却不能
因其怪诞而否认那件事实的存在,照逻辑学上原理说,凡事有因乃有果,我们固必须由因以
觅其果,但也可以由果而溯其因。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固不能像佛教文
化和西洋文化之载诸史册,易于查考,它所留下的痕迹,却明明白白存在我们文化体系里,
成了我们的新血轮,新细胞,甚至于新生命,无论如何,不能抹煞。

    我所主张域外文化曾二度来华,第一度在夏商前,以时代久远,这文化是怎样来的,实
难查考,不过它所留下的痕迹,则有以下各端。这几端均在战国前,与两河流域及世界几支
古文化国家所有者,若合符节。除非你否认世界几支古文化所有诸点,是笔者个人所伪造
的,否则你不能否认中国文化体系里这些显明的痕迹。

    现将这几端痕迹,简单列举于次:(一)齐国之所以为齐,因居大地脐上,脐在人体中
居于正中,即在人体上半部与下半部的中间。国家或仙山,既云居大地脐上,则处大地之正
中,故齐又号“中国”。(二)齐境泰山在古代居于昆仑地位,它在大地脐上,上对天之
脐,为天门。中国帝王封禅所以必在泰山举行者,即因由泰山上天是一条捷径。封禅的原意
就是升天成仙,所谓“成功告天”,是后儒的强解。

    (三)西亚世界大山——即昆仑——下面即是地府,地府又名幽都。泰山下有梁父山,
乃是一个大坟场,帝王封禅时在泰山顶上行封礼以祭天,在梁父行禅礼以祭地。古时谓人死
之后魂归泰山,实则归梁父的地府。东岳大帝也即是死神,地位等于印度的阎罗天子。后来
渐有地府十殿之说,人们便把魂归泰山的事给忘记了。

    (四)齐国境内有八神将,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四时主,
实则是连大地而言的七曜之神。七曙即水、火、木、金、土、日、月的七颗行星。源出西
亚,有七星坛以奉祀。后变为九曜,加蚀、彗二曜,七星坛也就加了两层,变为九星坛了。
传入我国时尚为七曜,可见传入时代之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到泰山封禅,连带地将八神
奉祀之地——寻出。《史记·封禅书》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其祀绝,莫知其起时。”
亦足证八神入中国时代之古,连始皇时,都搞不清楚了。

    除此以外尚有鲧禹与洪水故事,夔与巫咸故事,是否发生于齐境无可考,但都与西亚最
古的创世史诗及神话有关。

    齐地原为鸠爽氏故居,其后又有季荝氏、逢伯陵氏、薄姑氏。周武王伐纣得天下,封功
臣吕尚于齐,后来为齐首都的营丘尚为夷族的莱人所盘踞,大约姜太公用了若干武力加以扫
荡,始能将莱人驱逐或逐渐消灭。皆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史记·齐太公世家》。上
述这些域外文化分子是鸠爽氏等民族所接受的,还是莱人,不得而知,但我看当是鸠爽氏及
莱人一类民族。据《左传》杜注,鸠爽氏乃少皞之臣,则其时代尚在唐虞以前。少皞、唐、
虞,我都不信其为真实历史人物,惟鸠爽氏时代绝早,则可断言。这类民族我相信他们文化
水准尚高过华族(华族二字乃姑指,无非言其为与夷狄异之民族),正如徐偃王时徐之文化
高过周民族。后以各种因素,被华族压抑下去,他们便被称作“夷”、“狄”、“蛮”、
“戎”,他们所携来的域外高等文化也被华族接收,又由齐辗转传布诸国,竟当作中国所固
有的了。

    及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大量传入。这一次与第一次不同,是挟着排山倒海的威势传进
来的。我曾作一揣测:是与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欧非亚三洲有关。大批学者为逃避兵祸,携
带着学术知识,辗转逃到了远东这片安乐土。这些学者也许尚携带眷属同来。他们也是人,
需要穿衣吃饭,到中国后,或居留齐燕诸大国,受当时君主的礼遇与赡给,或寄食于王公大
人之门。战国所谓四公子大概有几个曾为这些外来学者的食主。有些学者则以他们的学问为
交换生活的工具,收受生徒,靠束*'或学生的供养为生。齐国的稷下更为此类学者聚居之
所。以邹衍为之巨擘。

    自夏前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到战国中叶,时间已经过一千数百年甚至二千年之久,文化
总是向前进步的,域外文化在不断进步之中,乃是自然之理。第二度传入的文化比第一度传
入的,条理当然更加细密,组织当然更有系统,幅度当然更增广阔,内容当然更见精深,是
以那文化一到中国,殿堂倾倒,举国风靡,而激起了战国中叶波澜壮阔,光芒四射的学术文
化的黄金时代。

    这些域外学术思想,散见于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之书中。连号称中国正统的儒家学说,也
沾染了不少这种文化的色彩。屈原曾使齐三四年,以他天生"妇牟呕ú┑难叮*及其
善于吸收新知识的灵敏头脑,必与稷下谈士中那些域外学者深相结纳,殷勤请教,所获域外
知识非常丰富,返楚后,乃写成《九歌》那一套神曲,更以全部域外知识,如天文、地理、
神话与杂有外国神话之夏、商、周三代历史事实,撰成《天问》那个鸿篇。又写韵文的自传
《离骚》,充满遁世升仙浪漫思想的《远游》,更以溢出的资料写《招魂》。

    屈原这类作品的内容在当时原是人人知悉的,其后域外文化传入的事,渐为人所遗忘,
他大部分作品内容,遂成为千古不解的大谜。

    域外文化传入中华,果然是一桩大事,为什么竟渐为人所遗忘呢?这又如前所述,是一
个难以解释的难题,勉强解释,则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原因是遭遇了政治上巨大的压力。
秦始皇热衷于求仙,企图从仙人处得到长生不死之药,费了无限的人力和钱财,仍然一无所
得,反被方士讪谤。愤恨之余,迁怒于域外文化而有焚书坑儒的暴行产生。他所焚的书固为
儒家经典,恐包涵域外文化知识之书,更居其大部分。李斯等劝始皇焚书时本说;“非博士
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诗书儒家经典,百家语即诸子百
家,当时最富于域外文化色彩的书籍了。始皇所坑之儒,照《史记·儒林列传》说乃系“术
士”其实即是“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为始皇求仙药而不得惧诛亡去者以侯
生、卢生为首。“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
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巨万计,终不得
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我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
为谣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据胡适先生说:“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
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
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想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中国哲学史大
纲》)

    秦以法家学说治国,始皇或者并不爱儒士,但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这里又有郑樵的一
番话为证。樵云:“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
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故对。是秦时未
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之后,鲁
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计议不合者耳。”(《文献通
考》)

    方士固可作方技之士解,但“方”字古时实指异于中国之邦国,如“人方”、“鬼
方”、“徐方”……即域外诸国。“方”后变为“番”,又变为“胡”,又变为“洋”。始
皇所坑方士当然不是战国中叶来华之域外学者,他们有的回国去了——老子骑牛出函谷关,
也许是回其所从来之国吧——有的老死于中国了,其所传授之徒子徒孙,亦名方士,意指研
究域外学术之人。

    始皇说方士们“为谣言以惑乱黔首”,毁谤始皇的不德,固为其罪状,恐怕他们还要将
战国时域外传来的“禅让”说搬出来企图撼摇秦的政权。禅让之说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唯有德者居之。尧舜官天下故称圣王,禹德衰,不传贤而传子,这些学理为盼望万世一系的
始皇所最畏恶者,自然要设法制止。

    域外文化经秦始皇的大力摧残,为之一蹶不振。其后又有刘项六七年的大战,流血遍
野,肝脑涂地,文化事业,谁还讲求?至孝景时尚未除挟书之禁;中国人几乎全体成为文盲
了,更有什么文化可言?及武帝即位,雅好楚辞,暮年又好神仙,屡次东巡,封禅泰山,遣
方士入海求仙药,齐燕方士又趋活跃。武帝的叔父刘安与门客集体创作一部《淮南鸿烈》更
集域外文化之大成。惜数典已忘其祖,竟不知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了。

    第二个原因比较简单,是我国人把域外文化当作中国的固有文化,遂不知注意。佛教文
化是汉晋时从印度传来的,明清及近代西洋文化是欧美各国传入的,中国人知道很清楚。至
于域外文化第一次传入我国,已在夏商以前,时代久远,已被吸收于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已
如前述。及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复传来,与第一度传入者,面目虽稍异,精神则完全相
同。中国人以为自家宝物,又归故土,虽觉博大精深,远胜于前,非常兴奋,却引不起像对
于佛教文化及西洋文化一般之新奇的感觉和震惊的心理。像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言九重
天之说,《明史·天文志》云:“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
发微阐奥,运算利器,前此未尝有也。”但对于西洋人九重天之说,则又云:“楚辞言‘圜
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
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这就是说九重天之说,中国古已有之,
西洋历算之学比我国精深,所以言诸天层次及其相距之远近,比我国为详而已。既如此,则
九重天之说又有什么稀奇呢?

    其实中国古时的九重天,七曜,皆来自西亚,西洋亦受之于西亚再传弟子之希腊,其相
同之点是无怪的。

    第三个原因,或者中国古人也像印度人一样,缺乏历史观念;或者基于民族自尊心理,
把外国学者一律华化。他们原来的国籍,原来的姓名,及其远道来华的事由,一概加以有心
的修改和故意的抹煞。只有他们的学说是无法改头换面的,所以邹衍的“大九州”,《五德
终始》及《庄子·天下》篇所介绍的战国诸子学说,尤其公孙龙的坚白同异之辩,及惠施的
卵有毛、鸡三足、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的二十几条原则,其中“轮不地”、“飞鸟之影
未尝动”与希腊诡辩派的理论完全相类,即其明证。

    再者域外学者姓名籍贯之改变,或者是他们所自为而非中国之有意改窜。人类有“入乡
随乡”的天性,域外学者入了中国,一定要与中国朋友或弟子相商,替自己取个中国名字,
改穿中国衣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饮食起居,完全中国化。这在明清及近代西洋传教士还
是如此,又何况战国时代?久而久之,中国人忘记他们是域外来的,他们自己也忘其为域外
人了。

    不过若非秦始皇之大力摧残及汉初百年文化之破产,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大量传入之盛
况,中国人不致忘得这么干净。现在我再把域外文化两度入华的“来踪”“去迹”再作总括
的交代。第一度何时传入,不可考,时间姑定为夏商前,传入第一站系在齐境。接受之者为
原在齐境之鸠爽氏,或者所谓鸠爽氏等即是移民。他们气魄不小,文化程度也高,他们在齐
境建立了一个雏型西亚国家,但观其七曜诸神(即八神)奉祀地域散布之广,几及山东半岛
的全境,泰山俨然成为西亚“世界大山”的翻版,即可知道。这类民族历久势微,被华族消
灭,接收了他们的文化。因为是从异族手中接收过来的,转了一个大弯,所以“来踪”便弄
模糊了。“去迹”呢?没有去,混入中国文化,浑然成为一体了。

    第二度域外文化传入时代是在战国中叶,“来踪”极其明显。不过以前尚未为人知,今
借助于我的楚辞研究,隐蔽之幕始大揭。“去迹”呢?也没有去,经案始皇及汉初百年之衰
落,又以汉武帝求仙运动而复行活跃。不过自武帝罢黜百家专尊孔子后,中国成了儒家的天
下,诸子百家之说,成为偏统,罕有注意者。汉纬书家将域外文化当作儒家经书之纬,谓一
经一纬,始能织成布帛,惜妖言怪语究竟太多,及变为推背图,烧饼歌一类预言,更无齿及
之价值。经纬书家之努力,域外文化之点滴,虽赖其书而保存,却非域外文化原来的精神
了。

    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以齐境为第一站,也可说以齐境为根据地。这个文化在此区域,
曾轰轰烈烈,着实热闹了一番。第二度来华,最先登陆处也是齐国,稷下谈士中的邹衍,不
是这批外来学者的领袖吗?

    我以前假设域外文化来华有三条路线,第一条即自印度洋沿海东行,再沿海北上,直到
山东之罘、登、莱而登陆,现在我想这一条路线是最重要的,为了两度来华文化均从此道而
来。

    山东半岛负担两次沟通中外文化的重任,在地理的光荣上,诚莫与京了!

    选自《屈赋论丛》
前 黄金书屋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