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ckens

社会写实批判文学与电影--从狄更斯到萧勃纳

 

版权所有copyright.gif (70 bytes)唐维敏

刊登于《电影欣赏》一九九八年三月号《英国文学与电影》专辑

 




文学反映人生浮沉﹑批判社会现状。透过现代影视科技的‘翻译’﹐有些文学作品更化为活动画面﹐跃于银幕之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2-1901)﹐功利思想弥漫整个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浮动不安。从一八四O年代开始﹐贫穷和社会问题逐渐成为政治讨论的核心关键。在文学发展上﹐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70)和萧勃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 -
1950)两人﹐一从小说﹐一从戏剧﹐介入时代脉动﹐针砭社会窠臼﹐也遗留后世诸多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开创写实批判文学路线的新页。狄更斯的《孤雏泪》﹑《块肉余生记》﹑《圣诞礼赞》﹑萧勃纳的《姚窕淑女》原本就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在经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电影改编演出后﹐更促使现代大众进入十九世纪英国的‘感觉结构’﹐瞭解文学与电影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作用。

在工业革命中﹐机器取代手工﹐人类的价值产生变化。工业主义是一种进步的保证﹑还是退化的凶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世仇’关系是否得以转变?其中﹐童工的问题非常严重﹐狄更斯十二岁就在工厂做工﹐而萧勃纳则是十一岁时开始做工。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劳动阶级便遭到‘错置’﹐认为如果孩子不做工﹐便无法支持整个家庭﹐穷人家的孩子受经济条件所限必须做工。一八四O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伦敦儿童接受教育。一八六O年﹐五到十五岁孩子中只有百分之五十孩子上学。
他们的工作范围很广﹐从工厂黑手﹑到管家都有﹐大多都是工时长﹐薪资低。而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自然存在著严重的贫富阶级问题。

由于狄更斯这个亲身体验﹐他被视为和‘人民’同一阵线的作家﹐他从中下阶层社会观看问题﹐而不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他的心境和用语来自他所属的阶级﹐代表某个阶级发言﹐自由派情感﹐挑战权威与错误﹐尤其是贫富之间的差距问题。狄更斯自己的经历为蓝本﹐以自传体的叙事方式﹐写下《块肉余生录》这部小说﹐后来在一九三五年由George
Sherman导演拍摄同名电影。相较于萨克莱(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浮华世界》中人物大多数出身中﹑上流社会﹐与萨克莱并驾其躯的狄更斯﹐其作品风格最大不同处﹐便是将下层阶级的人们往上提升。狄更斯出身贫穷﹐终其一生对穷人抱持深沈的同情﹐这种情怀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在他对当时社会的再现中﹐富人总是贪婪邪恶﹐而穷人尽是善良纯洁﹐一旦富人以匿名方式向穷人施舍﹐便能够感到灵魂充满与幸福。在这种描述方式之下﹐贫富关系得以稳定平衡﹐英国没有发生流血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对狄更斯来说﹐机器的出现﹐是另一种进步的可能﹐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不会恶化。不过﹐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当他致力于作品中超越严酷的阶级限制时﹐会不会反而凸显出这种阶级差异的效果。

《孤雏泪》讲述年轻孤儿奥利佛沦为扒手集团的故事﹐以及描述当时伦敦的情景﹐有大时代的巨观视野﹐也有个人式的符号隐喻。一九六八年﹐由Lionel
Bart于一九六八年导演音乐剧﹐一九六九年﹐Carol
Reed执导同名电影﹐片长153分钟﹐得到包括最佳影片等六座奥斯卡奖座。这部小说曾经引起英国全国对孤儿院的关注﹐也因而改善许多种种陋规和残忍行为。另外﹐债务人监狱里的种种不人道情形﹐也因为狄更斯的大力描写﹐而促使当局废除这种监牢。而电影更深刻勾勒出阶级的残酷与剥削﹐世俗的人情冷暖。基本上﹐《孤雏泪》采用类似后来十九世纪兴起的通俗剧呈现模型﹐抵抗来自上层阶级的异化与阶级化效果﹐以寻找基进改变的反动价值﹐不断反省阶级社会﹑阶级意识﹑个人主体性等问题。这个叙事结构自然在改编为电影演出时﹐效果更胜一筹。

另一方面﹐狄更斯的小说采用大量的插画﹐运用其它媒介﹐强化作品的意义首创文字与图像充份结合的平面媒体制作案例。狄更斯不仅与著名插画家密切合作选择插画的主题﹐给予明确﹑细部指导﹐对这些插画拥有决定权﹐使得作品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狄更斯借用许多十八世纪讽刺风格画家的人物塑造﹑描述﹑场景﹑讽刺效果。小说文字媒体纳入插画是新的出版尝试﹐而在这些基础上﹐表现出狄更斯的空间图像构图概念﹐也替后来改编电影时﹐提供许多拍摄素材的理想线索。

《圣诞礼赞》(A Christmas
Carol)出版时﹐宗教纷争正浓﹐而该书中一反基督传统﹐丝毫没有任何圣经故事中的圣像表现﹐也遭到多方议论。有人认为﹐这种故事并不是基督式的﹐所以这些仪式属于异教邪说。仅管如此﹐这本以圣诞节庆为主题的作品似乎注定受到大众喜爱﹐而且经过不断改编﹐以各种方式呈现﹑以各种媒体制作。在一次次的改编演出中﹐与狄更斯进行回应与对话﹐也许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与功能。《圣诞礼赞》的改编次数很多﹐譬如一八四四年狄更斯自己吟诵﹔一八七八年以默剧方式演出﹔一八九六年插画讽刺剧﹔一九O一年﹐出现默片﹔一九O五年﹐首创录音﹔一九一O年﹐爱迪生制作《圣诞礼赞》默片﹔一九一二年美国报纸新闻报导﹔一九二一年出现钢琴组曲。一九二八年出现黑白有声片﹔一九二八年﹐被用来教导销售原则﹔一九三三年出现于广播制作﹔一九四六年﹐出现电视剧﹔一九四七年出现交响乐变奏﹔一九五五年出现双幕轻歌剧
﹔一九五六年出现电视音乐剧﹔一九六二年出现动画片﹔一九六七年出现电视短剧﹔一九七O年出现音乐剧影片﹔一九七五年以情色电影方式出现﹔一九七八年采用古典卡通方式﹔一九七九年以玩偶插画﹔一九八三年迪士尼动画片﹔一九八八年的剧情片。媒体科技赋予文学呈现不同的风貌﹐也由于这部作品的主题呈现﹐让圣诞节庆成为西方﹑全世界的重要活动﹐不管是教徒或非教徒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人们不断质疑基督精神是否随著工业化社会脚步而逐渐淡薄﹐如果这个‘没有基督’圣像的《圣诞礼赞》称得上再现基督精神的话﹐私乎宗教并为沦于科技的手下败将﹐反而能够继续以不同面貌活跃于现代世界。

萧勃纳于一八五六年生于都柏林﹐一九二五年获颁诺贝尔奖文学奖﹐被誉为十七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和狄更斯一样﹐萧勃纳出身贫穷﹐十一岁开始必须自谋生计﹐倍尝贫困滋味﹐起初撰写音乐﹑美术﹑演剧等评论﹐一八九二年发表《鳏夫之家》﹐之后才以剧作为创作主题。一九六四年﹐其剧作《姚窕淑女》(My
Fair Lady)由George
Cukor执导演出。这部影片的故事结构相当明显﹕一位语言学教授和朋友打赌﹐他能把街头卖花女转变为高贵的‘淑女’。然后﹐整部影片进入‘标准英语’的学习过程﹐结局一如预料﹐卖花女‘变脸’成功﹐仿如‘乌鸦飞上枝头变凤凰’﹐而教授最后爱上这位‘淑女’。影片不脱原来的讽刺风格﹐一句句‘西班牙的雨下在平原上’(The
rain in Spain falls in the
plain.)﹐也成为英语学习者的名言。从工作﹑语言﹑服装﹐凸显阶级属性﹐卖花女从语言﹑行为举止中﹐进行符号阶级移动﹑身份认同的重新模塑。终于﹐她在赛马会的空间场合上﹐让人误以为她是皇室贵族﹐教授赢了这场赌注﹐而她则欣喜予自己的转型成功。然而﹐她原本的目的非常务实﹑经济﹐只是希望能在店里工作﹐而不是街头卖花。就像希腊神话中的(Pygmalion)爱上自己的雕刻作品﹐《姚窕淑女》中Higgins教授最后也爱上Eliza
(奥黛莉贺本饰)﹐最后以团圆的喜剧收场。在这部影片中﹐上层阶级(教授)掌握知识﹑财富﹑权力等一切资源﹐在帮助卖花女跨越阶级界限时﹐以语言﹑仪态为主要‘训练’内容﹐但是最后仍然服膺在男女性别关系的范畴内。透过描绘卖花女的蜕变过程﹐也许是解构这些阶级﹑语言﹑性别的界限﹐但却可能重构这些界限。

以上这些文本大致回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背景。狄更斯更将他的生平遭遇直接转化为小说人物刻画﹐作者生命旅程和写作呈现密切平行发展。萧勃纳则以更宽广的讽刺手法﹐提出社会批判。观众应该可以从文本中﹐穿透当时的时代脉络﹐瞭解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有那些重要措施或政治事件?十九世纪的各种社会阶层﹑以及这些阶层分层原则?当然﹐必须注意男人或女人角色的变化﹐大人与小孩彼此之间的说话方式?所谓的‘绅士’和‘淑女’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建构?另外﹐就大环境来说﹐工业革命是世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英国更是发祥地﹐举凡工人的劳动情形﹑工厂运作型态﹑工业问题﹑资本累绩﹑贸易活动等﹐都可以道尽人类面对社会型态变动下﹐家庭结构与生活条件﹑教育体系的转变。  

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都是对历史情境的复制与再现﹐同时也蕴含对历史的后设批判﹐彼此之间又存在某个程度的互文对位关系。文学与电影的观看对象不同﹐处理手法不同﹐在不同脉络中的观看﹐也会让人怀疑其批判力是否因而衰减。观看者应该掌握其分析架构﹐著重阶级﹑性别﹑语言﹑种族﹑资本﹑社会﹑文化等焦点﹐在嘻笑怒骂﹑悲叹哀愁之余﹐反扑‘政治正确’的行动原则。当然﹐不论从文学或电影来说﹐写实批判传统都不是固著于特定的政治﹑社会空间﹐而不断的转换其批判力场﹐‘翻译’到观者的自处空间场域中。

 


作者简介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70)是英国十九世纪写实主义的巨擘之一﹐其作品改编为电影包括《大期待》﹑《孤雏泪》(1968)﹑《块肉余生记》(1935)﹑《圣诞礼赞》﹐另有《双城记》亦相当有名。

萧勃纳(1856-1950)于一八五六年生于都柏林﹐一九二五年获颁诺贝尔奖文学奖﹐其作品改编为电影包括《The
Devil*s Disciple》(1959)﹑《Major Barbara》(1941)﹑《姚窕淑女》(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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