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书屋---几个超越派别的文评家
几个超越派别的文评家            
    韩侍桁,曾留日,也是三十年代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所著《胭脂》自序中说:“我
时时刻刻在要求着使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见,自己的感觉;于是在脑
中,我不断地建筑过蜃楼,然而面对着生活的狞恶的面像,这些蜃楼,马上就瓦解了。”可
见韩侍桁是一个不为那所谓时代潮流所左右,而一心要说自己的话的人物,在现代是很难
得,是一个为批评而批评的作家。

    他以前常在周作人所办的《语丝》里投稿,人家称他为语丝派,他力加否认。他和《语
丝》旨趣相同之点,是尊重个性,于《语丝》所讲求的情趣主义则似乎并不重视。当创造社
转变时,成仿吾大谈“革命文学”,韩氏写了些文章反对。成仿吾这个黑旋风,骂起人来非
常泼辣,也一点不讲道理,侍桁处处以理折之。像文学有否阶级性的问题,他比梁实秋时代
更早,他的答案当然是落在“否”的方面。他因尊重个性,自然主张个人主义的文学。创造
社人未转变前,也讲个人主义,但无非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转变后,又整天叫嚷“大
众”,侍桁道:“艺术中何尝有什么个人主义的与大众的分别呢?艺术只有‘真’与
‘伪’,再没有别的分别。艺术家的心血注到他的艺术品中,他的目的是自我,而结果仍是
大众的。反言之,他所产生的艺术品只有他自身能了解,只有他自己能鉴赏,这并不是个人
主义的艺术,只是虚伪的艺术而已。”

    再者成仿吾要打倒代表小资产意识的文学,而建设农工大众的用语,侍桁笑他对农工大
众的生活毫无了解,只因一点浅薄的同情便想硬来描写;又问:“中国尚没有统一的语言,
你们所谓农工大众的语言,以什么为标准?文学不是硬写可成,你们太无聊浅薄了。”
(《个人主义文学及其他》)成氏对胡适等整理国故的运动,只一味诋为“开倒车”,认为
是率领青年“狂舐数千年的枯骨”,韩侍桁也予以驳斥,他说胡适研究水浒红楼及搜出中国
古代一些白话作品是“把那些多年埋在秽土中的宝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们所轻视的白话
文学作品整理出来,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人。这样说来,整理国故,不是新文学运动的
要务吗?”又说:“这次新文学的运动,只认定白话是惟一的文学的用语还不够的,至少我
们要找出以往的伟大作品作基础,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生芽,这样的努力是有见识,是聪
明的。”他对胡适整理红楼水浒及一切古代白话作品,作正面的赞许与钦佩,又因创造社那
几个巨头,以介绍西洋文学,自相炫耀,以为国故不值得谈。侍桁道:“当然除去这一条方
法之外,努力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一条路,不过要知道外国文学的侵入,只能做一点小帮助,
而不能走入了正宗去,在文学表现的方法与意识,或者能稍有影响,而对于一个民族的传统
的情调,是不能根本推翻的,并且我们相信,一个民族若是他自有情调失了,总是外来的奴
隶,不会有更伟大的作品产生。实在的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能把盎格罗撒逊或斯拉夫
民族的血液,全盘注到老中国的民族血管中吗?这样讲起来,整理出一部《红楼梦》就要胜
过介绍十部《浮士德》。”(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其实胡适的整理国故范围甚广,但读他的《国学季刊宣言》便知,并不限于水浒红楼的
整理。那篇宣言只有硕学通儒如胡适博士者才能写得出。创造社几个头子打死了也写不出半
个字的。他们的反对真所谓蜻蜓撼石柱,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侍桁著有《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小泉八云十讲》、《西洋文艺论集》等。又著有
《参差集》,所有批评文字均收这本书内。

    王任叔像韩侍桁一般是个自由文评家,反对创造社革命文学甚力,著有《革命文学论文
集》,内多精警文章。

    朱光潜,字孟实,安徽桐城人。桐城本是文风最盛的地方,朱氏幼承家学,国文根柢甚
为深厚,后又入香港大学读书,毕业后赴英伦深造。民国二十年间,他尚在欧洲,写有若干
书翰体与青年谈各类问题的文章,在开明书店所办的《中学生》上发表。他学问既极丰富,
见解也高人一等,佐以优美的文笔及非常诚恳的态度,不但学生读了为之入迷,成年的知识
分子也为之击节不已。后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时风行于全国,其中有几篇被采
入国文课本,许多学校列其书为课外必读书。

    他返国后,历任各大专学校教授,一面教书,一面为各文艺刊物写稿,结集有《孟实文
钞》,里面所收皆是有关文学的文章。如《谈文艺的甘苦》、《谈趣味》、《诗的隐与
显》、《悲剧与人生的距离》,都极堪玩味,朱氏对于那时代文艺风气颇不以为然。好像他
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理想的文艺刊物》说:“在现代的中国,我们一提到文艺,
就要追问到思想。这是不可逃免的。在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和
他的特殊时代的影响。各时代的文艺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
的多寡深浅为准。整部的文学史,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是这条原则的例证。十九世纪
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在今日已为多数人公认,并且,
无论它是否健全,它究竟有一个思想上的出发点。每种文艺观都必同时是一种人生观,所以
‘为文艺而文艺’的信条自身就隐含着一种矛盾。”

    又说:“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
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
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从历史
的教训看,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思想做根源。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的信条的尝
试,大半是失败。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里所着重的分别,因而推演到两种相反而都错误的结
论。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以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改善的工
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
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
传,所以一个文艺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怀
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这两派看法恐怕都是老鼠钻牛角,死路一条。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
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观念
很奇怪的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
‘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一般被斥为‘落伍’的作家感到时代潮流的
压迫,等于左右做人难,于是对于时代起疑惧与厌恶,抱‘与人无争’的态度而‘超然’起
来。结果是我们看得到的,搬弄名词,呐喊口号,没有产生文学。不搬弄名词,呐喊口号,
也没有产生文学。失败的原因是异途而同归的。大家都缺乏丰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对
于现代文化思想的努力,‘落伍’者固然‘落伍’,‘前进’者亦未必真正‘前进’,一个
作家的精神产业往往只限于几本翻译的小说集,实际人生的经验只局限于都会中小资产阶级
的来往,他的光阴大半要费在写稿谋生活,这样贫瘠的土壤如何能希望丰富的收获呢?”

    朱光潜对于左派叫嚣谩骂的习惯也深表厌恶,说:“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
时在酝酿、骚动、发展,甚至于冲突斗争。我们用不着喊‘铲除’或是‘打倒’,没有根的
学说不打倒会自倒;有根的你喊‘打倒’也是徒然。我们也不用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你
们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
子风度’。造谣、谩骂、断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乱嚷不让旁人说话,以及用低下手腕凭仗暴
力,箝制旁人思想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对于旁人的损害,对于你自己也有
伤‘君子风度’,我们应养成对于这些恶劣伎俩的羞恶。”

    李健吾,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刘西渭是其笔名,曾赴法国留学,曾任暨南大
学、中法戏剧学校教授。他本是一个戏剧作家,自己撰写的剧本有《这不过是春天》、《以
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黄花》、《秋》,编写《李健吾戏剧集》。在田
汉、洪深、曹禺之外,他也算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有《西山之云》、《坛
子》、《心病》。翻译弗罗贝尔的《包法利夫人》,与李青崖所译的《波华荔夫人传》相
比,各有短长,又曾译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评论文学均收笔名“刘西渭”的《咀
华集》里,所评西洋对象有近代的诗人和小说家。持论透彻而精辟,能将各作家的好处曲曲
达出而又不失其公平。

    梁宗岱,本是一个诗人,有《晚祷》诗集,善作小诗,与宗白华、徐玉诺可以并驾。梁
氏的文学批评也偏于新诗方面。民国二十年间,他用书信的体裁,写《论诗》,刊于中国诗
刊。这篇诗论的对象都是五四后的诗坛作品,但多偏于新月社的诗人。他于西洋诗极有研
究,对于西洋诗的源流派别,优劣利弊,洞见肯綮;对于中国旧诗词也下过功夫,自己能够
创作。所以他批评当日诗坛,说的话都有力量。

    梁氏曾留学法国,极其爱好法国那时代盛行的象征诗体,曾从象征诗派大师保罗梵利
(PaulValery)游,将其名著《水仙辞》译为中文。民国二十三年间他在文学季
刊发表《象征主义》,为此主义张目,二十四年间又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新诗十
字路口》,都有许多宝贵的意见。

    沈从文曾著《新文学作家论》颇有见地,他的《废邮存底》也有对当时作家评论的文
字。尚有晨风、李长之不具录。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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