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发展

七○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发展

 

98/04/15 冯慧瑛整理

版权所有copyright.gif (70 bytes)冯慧瑛


一九九八年春季班《台湾文学史》课程口头报告


I. 现代诗的分期

II. 七○年代的时代语境

III. 《阳光小集》诗刊的重要角色

IV. 重要论战与论述

V. 七○年代现代诗的特色


VI. 讨论议题

VII. 参考书目





I. 现代诗的分期:一般而言,七○年代为反省自觉的年代。

A. 一般:50年代—反共文学、60—现代文学、70—乡土文学

B. 向阳:1949-1956—战斗文学时期、1956-1966—现代主义时期、1966-1979—反省时期。

C. 林耀德(23-26)

1. 形式探索时期:1956‘现代派’建立到1959年白萩《蛾之死》出版﹑洛夫在《创世纪》第12开始发表《石室之死亡》。
2. 世界观的重建时期:1959《石室之死亡》开始发表为始,迄林亨泰于1968年出版《现代诗的基本精神》﹑商禽于1969年出版《梦或者黎明》为止。
3. 文化观的辩证时期:以1969年余光中出版《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为始,迄1985年向阳出版台语方言诗集《土地的歌》为止。
4. 自我指涉时期:1984年夏宇出版《备忘录》﹑1986年杜十三出版《地球笔记》为始,延续至九○年代初期。



回页首



II. 七○年代的时代语境:1950年代开始的‘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两分’的世界冷战的时代,已经慢慢结束了。

A. 重要历史事件:
1. 1971年‘龙族诗社’成立。
2. 1970年11月钓鱼台事件开始
3. 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联合国
4.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平
5. 1972年9月中日断交
6. 1977年夏天爆发‘乡土文学论战’
7. 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笠’诗社出版《美丽导诗集》
8. 1979年《阳光小集》创刊
9. 1981年《阳光小集》完成结集

B. 社会现状与新生代诗人背景:

1. 五○年代土地改革,六○年代快速资本主义化过程,形成台湾新中产阶级的兴起,知识份子
要求政治改革﹑文化振兴。
2. 战后世代对战争缺乏体认,生活空间仅限于台湾,台湾的土地与人民是他们的生活本身,无法认同晦涩年代和晦涩诗。
3. 由农业转向工商业的形态,乡村人口大量流失至大城市。



回页首





III. 《阳光小集》诗刊的重要角色:

A. 《阳光小集》的特色:

1. 重建民族诗风:《阳光》在创刊号〈序诗——阳光季节〉中特别提出‘要寻中国的根,要觅
五千年的传统’,这种反身传统,反归中国传统的想望,是七○年代新生代诗人的心声。(313)
2. 诉求古典质材
3. 延续抒情文体:‘抒情路线于七○年代仍然为许多诗社及诗人奉行不渝’﹑‘当时主倡写实的新生代诗人依旧存有浓厚的抒情倾向’
4. 关怀现实生活:《阳光》在关怀社会的成就应是‘政治诗’的倡行。

《阳光小集》第十三期推出‘政治诗专号’,对政治诗有以下的解释:‘最近几年,现代诗坛出现了一些评论时政﹑反映现实的诗创作,由于其取材范畴蕴含浓厚的政治意味,姑且以“政治诗”名之...’

对政治诗的意义:叶石涛对台湾的政治诗作了两项解释和四条意见。两项解释为“解释(一):政治诗表示某一阶段对当时政权的不满;解释(二):为台湾社会结构里面,农、渔民、劳工阶级等低收入者做强烈的发言。”四条意见是:“(一):台湾写政治诗的人要有历史意识;(二):必须具有正义感;(三):必须采取写实主义路线;(四):必须注意浅白、明朗、注意大众
化。”

‘政治诗本来是指政治性题材的诗,这种诗在历代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中均存在。...对政治诗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正面和反面,颂歌和檄文、历史的追溯和现实的描绘,描写时代风貌和抨击政治腐败等等,都属于政治诗的范畴。在创作方法上和表现方式上,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乡土的、现代的、抒情的、叙事的等,皆可成为政治诗成篇的方法和手段。政治本身不是诗,政治诗已是艺术而不是政治。...但目前台湾的政治诗却与我们上面阐述的政治诗有某种微妙的区别。按照叶石涛对政治诗的解释和意见,起码为政治诗设立了这样几重限制:1. 是某阶级对政权的不满,只限于批判和抨击。2. 为台湾农、渔、劳工等低收入者发言,高收入者与政治诗无涉。3. 必须采用写实主义路线,别的一切创作方法均被排除在政治诗之外。4. 必须是浅白、明朗和大众化,而除此之外无他。’(古继堂,22-23)


5. 肯认本土意识:‘踏实地站在台湾的土地上,与人群共呼吸,共苦乐’,‘方言诗’的出现
6. 反映大众心声:‘为关心诗的大众提供一份精神口粮,以诗为中心,尝试各种艺术媒体与诗结合的可能’,举办‘诗与民歌’演唱会,座谈‘现代诗与民歌的结合’,举办诗画联展,诗画上街等活动为了推动现代诗的世俗化。
7. 鼓励多元思想:‘不强调信条﹑主义,不立门派,不结诗社,不主张某种来自某时或某空的
“继承”或“移植”’

B. 《阳光小集》的成就:

1. 建立对传统对泥土的信心
2. 不断以各种诗的形式尝试介入现实生活
3. 重新与断裂的写实传统合流,并上接中国古典诗可贵的文化传承
4. 勇于透过各种批评途径,重新肯定现代诗的价值,并与读者交流


回页首




IV. 重要论战与论述:

A. 1972年关桀明的〈所谓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及〈再谈中国‘现代诗’〉。 指出现代诗人以‘世界性’﹑‘国际性’掩护他们的西化,而忽略了‘民族特点’。

‘一个民族的想像力和艺术都植根于两处: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现在,由此才能产生他们的未来。’(141)

‘我们原该把西方当作“重新发掘”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途径,然后由这些文化遗产中抚育一个现代的传统,不幸我们的诗人们都只为了要踏上那条路而牺牲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艺术。’(142)



B. 1973年‘唐文标事件’:〈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僵毙的现代诗〉。批判抽象化的写法和超现实的表现,并宣布‘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

‘1956年后,诗坛开始了一个所谓抽象化的写法和超现实的表现。言语上耍其俏皮,形式上玩弄花招句法,思想以逃避为宗,内容题材却装扮超脱、潇洒面目,新诗愈走愈死,成为人多不懂的怪物。’(唐文标,60)

‘然而,我们必要严正指出,避世文学、无社会良心的个人呻吟、发狂诗句,以及其他受到新诗腐烂影响的文学,都要一一予以扫除。’(唐文标,60-61)


C. 对唐文标的回应:颜元叔〈唐文标事件〉﹑余光中〈诗人何罪〉﹑周鼎〈为人的精神价值立证〉。

‘唐文标的文学观大抵可说是社会功利主义,这也引起我两点感想。其一,唐文标是从社会看文学—而非从文学看社会—因此他的观点背后有一些先行的肯定:譬如,平民优于贵族,群众优于个人,农工优于知识份子...其二,唐文标的社会功利主义是从文学的多种功用中切出来的一个小块’(颜元叔,121-122)。


D. 1973.7.7《龙族评论专号》:‘龙族’广纳了‘蓝星的民族抒情风格’、‘葡萄园的明朗素仆语言’、 ‘笠的本土现实关怀’。相对于1972年的《现代文学大系—诗》及《现代文学》杂志《现代诗回顾专号》。

E. 1974年《中外文学》与《创世纪》同时推出‘专号’:余光中和洛夫各为其主编,可看出其不同的看法。

‘六○年代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曾经盲目的排斥所谓“学院派”。今日回顾起来,这种排他的作风是错误的。诗固然不是凭学问写出来的,但是欠缺学养却不能成为诗人,至少不能成为生生不习层楼更上的一流诗人。多年来,不少诗人奢言反传统,一方面自绝于古典,另一方面又无力真正了解西方,结果只有三五知己朝夕相对,交换彼此的短见和传闻,现代诗怎不日趋狭隘?’(余光中,5)

‘新诗受西方影响实为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主要原因乃在新诗历史甚短,在其发展过程中,新诗之需要营养,亦如婴儿之需要奶瓶...饮外国牛奶未必就变成外国人,近年来中国现代诗人较成熟的创作就是最佳证明。至于精神上的虚无、风格上的晦涩、意象语的经营,以及对纯粹性的追求,决非“西化”二字可以概括,这是时代使然、当代文风使然,而且中国古已有之’(洛夫,139-140)。


F. 1977年夏天爆发‘乡土文学论战’

1. 推崇‘乡土文学’者:批评现代文学的西化与脱离现实生活。
a) 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

美援以后,知识份子开始吸收西方思想:‘个人对集体、自由对极权、民主对专制,这一套思想的二分法。而对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传统,却又完全的割断了、忽略了!’(110)

‘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西方文学作家们所反映出来的西方社会,当然不是个人、民主自由的换发,而是个人的失落、自由的可怕、社会的僵化、神的死亡等等。’(111)


b) 尉天骢:〈文学为人生服务〉

‘台湾的现代文学,与台湾的现实生活脱了节,不但自己的病不敢去面对,而且小说、新诗,都有意无意地与生活距离很远。’(王拓,114)

‘现代文学最大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在于透过艺术把人们从以往那种伤害、斗争中引向一个合乎理性的新社会。’(王拓,114)

一、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二、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现实,写我们的现实,这就是乡土文学。它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反买办、反崇洋媚外、反逃避、反分裂的地方主义。三、虽不仅以农村、工厂下层社会为目标,但是仍应鼓励农人、工人、军人努力创作,并多关他们的生活。(158-159)

‘我们批评一个人或一部作品,应该看这个人或这部作品所坚持的理想对不对,合不合乎多数人的利益。’(159)


2. 回应:
a) 彭歌:〈不谈人生,何有文学〉

‘文学作品是作者全人格的反映。因此,作品中不仅透露出他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也反映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251)

‘文学是个人心灵活动的结晶,不能依公式而创作,更不是因阶级成份而划分品质的产品。’(261)


b) 余光中:〈狼来了〉

‘所谓‘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264)

‘以管管和吴晟同时得到第二届现代诗奖,说明‘阶级成份’不是台湾文艺批评的标准。’(266)

*‘如果评者愿意用心去推敲的话,我想必能体会出现代诗人探求“现实”乃至“社会”之苦心与热诚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评者之讨论往往脱离不了一种“恶习”-即一味地仅以诗人对现实乃至社会所作的外在描写的多寡作为判断作品中现实观乃至社会性之有无的凭据。但,诗人在许多场合必须把自己所关心的焦点从描写外在的客观状况移至表现内在精神的层次上,纵使他所表现的正是有关现实外在的问题,也非得把它当作内在精神的表现问题来处理不可,这是诗人与小说家最大的分野之一。’(林亨泰,118)

**‘诗之所以为诗主要依靠著诗中有别于小说的“诗的要素”-诸如“暗喻”、“非连续”以及其他种种手段等-来激励想像力,使作品本身自成一具体而充足的内在秩序,使生活经验因而不断地扩充其范围,使生命也都能在多元而繁复的牵引中随时确认自己的位置。’(林亨泰,120)


回页首





V. 七○年代现代诗的特色:

A. 新诗社的集团性格:新诗社采用‘集团’形式:命名考虑﹑发表宣言﹑进行计划性的集体评论与活动。

B. ‘破坏与建立’的典范轮替阶段:批评前行代诗人的西化风格与晦涩语言,强调重回中国传统与与族意识的重要﹑以及诗作语言的明朗易懂﹑反映各种阶层人民的生活—产生如李昌宪的‘女工文学’(李丰楙,343-344)。

C. 诗作中呈现城乡意识:观察城乡关系的变化﹑呈现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心情与境遇﹑城市工业革命的影响,在诗作中出现城/乡的原型意象﹑迁移意识与失根感。

D. 向阳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变迁理论分析,认为在此时期的现代诗坛的改革运动中,‘新阶级’试探性地由反西化的‘民族的’论述,逐步转移到反霸权的‘现实’论述,最后辩证地形成了反中国的‘本土的’论述之出现。

1. ‘即使在七○年代风起云涌的乡土文化运动中,本土论述仍非主流,而是在“民族的﹑现实 的”的主流之下隐伏的意识形态,直到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之后,才逐渐受到台湾诗坛的正视’(364)。
2. 本土论述,在七○年代的台湾文学发展上,较少透过诗,但是存在于现代诗坛中的本土论述虽然微弱,但是确实存在,‘七○年代高举“中国”大旗的新世代诗人,在八○年代后多数先后地回到了他们出身的土地认同上’(368)。
3. 1970年陈千武提出了台湾现代诗的‘两个球根’论,即是在强调除了纪弦与覃子豪的中国‘现代派’之外,不能忽视继承日本殖民时代台湾诗人及其精神的本土根球。陈的说法确立了《笠》诗社后来的本土论述基础。(370)

E. 向阳在〈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一文中所列举的七○年代现代诗之五大特色:

1. 反身传统,重建民族诗风
2. 回馈社会,关怀现实生活
3. 拥抱大地,肯认本土意识
4. 尊重世俗,反映大众心声
5.
崇尚自由,鼓励多元思想


回页首




VI. 讨论议题:

A. 七○年代的新世代诗人批评前世代诗人采用西方各主义流派的写作方式,而强调注重社会现实的重要,为何采用西方流行的主义就与目前的现实脱离,难道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吗?现实生活不应只是与群众的关系,个人的内省不也是一种生活的写照?

B. 此时新生代要反归的中国传统是五四新文学所批判的中国传统吗?是否有所不同?这次的回归背后的政治策略为何?或是他们所批判的是五﹑六○年代前世代诗人引进的诸如超现实﹑象徵主义的各种西方流派,回归的是五四运动中所强调的民族意识﹑抒情的文体﹑与写实的精神?为何中国现代诗人会如此热爱抒情文体与写实手法?

C. 虽然许多七○年代新诗社的宣言中都表示,新世代诗人所作的工作是破坏或反叛前世代所建立的诗风与传统—语言的稠密与晦涩,强调他们与前世代的断绝,建立新的典范,但是,他们所重建的诗的风格—关切现实生活与语言朴素明朗—是他们自主性的建立?或是承续前世代经过多场论战后所做的反省与调整?更重要的是顺应时代背景的要求,而且,一些前世代诗人的诗作也早已有所改变。

D. 重拾中国意识是一种对抗西方横移之说的举动,但是,在此同时,又有所谓的本土意识逐渐抬头的趋势,那么,当这些诗人在提倡‘回归中国传统’与‘强调本土意识’时,他们是否意识到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可能会有内在的矛盾?

E. 七○年代诗人(乡土文学)强调诗人与土地的关系,然而,在这期间许多诗人(农民子弟)皆从农村出走,远离家乡土地到城市就业,而大城市一向较容易受外来各种文化的影响,当这些诗人身处西化的城市中书写家乡的景致与人物时,是否也是一种乡愁式的描述乡土?如同一些远离家乡的前世代诗人在诗作中所表现的乡愁一样,也存有对故乡的怀想与想像成份。

F.
《阳光小集》虽然在第十期〈社论——在阳光下挺进〉中呈现其包容多元思想的特色,但是,由其开辟的几个诸如‘关切现实’﹑‘政治诗’的专辑,可见其充分表现此时期现代诗与现实与政治不可划分的特色,只是诗刊编辑对诗作的选择是否包容一些较为前卫手法的作品?而其所举办的诗画联展中,是否只停留在诗与画个别独立的特性,或是已经凸显绘画与诗作互文运用的可能性?是否预示八○年代诗人的视觉诗以及诗作中采用的后现代技巧?

回页首


参考书目:

  • 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讨论集》。尉天聪主编。台北:远景,1978。100-119。
  • 古继堂。《台湾青年诗人论》。台北:人间出版社,1996。
  • 向阳。〈微弱但是有力的坚持—七○年代台湾现代诗坛本土论述初探〉。《台湾现代诗史论》。文讯杂志社主编。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363-375。
  • ---。〈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2—文学现象》。林耀德主编。台北:正中书局,1993。327-373。
  • 李丰楙。〈七十年代新诗社的集团性格及其城乡意识〉。《台湾现代诗史论》。文讯杂志社主编。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325-355。
  • 余光中。〈诗运小卜〉。《中外文学》。3:1。1974年1月。2-5。
  • 唐文标。〈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现代文学的考察》。赵知悌编著。台北:远景,1978。46-94。
  • 林亨泰。〈现实观的探求〉。《找寻现代诗的原点》。彰化:彰化县立文化中心,1994。118-137。
  • 林耀德。〈环绕现代台湾诗史的若干意见〉。《台湾诗学季刊》。第三期。1993年6月。3-32。
  • 洛夫。〈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诗的探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民68。133-143。
  • 尉天聪。〈文学为人生服务〉。《乡土文学讨论集》。尉天聪主编。台北:远景,1978。158-160。
  • 彭歌。〈不谈人生,何有文学〉。《乡土文学讨论集》。尉天聪主编。台北:远景,1978。254-263。
  • 杨文雄。〈风雨中的一丝阳光—试论《阳光小集》在七、八十年代诗坛的意义〉。《台湾现代诗史论》。
  • 文讯杂志社主编。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301-323。
  • 关桀明。〈中国现代诗的困境〉。《现代文学的考察》。赵知悌编著。台北:远景,1978。137-142。
  • 颜元叔。〈唐文标事件〉。《现代文学的考察》。赵知悌编著。台北:远景,1978。(119-124)。

 

回页首



【回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