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书屋---八十自省(节录)
八十自省(节录)
《随笔》
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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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
黄      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
        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
 金     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
        我有位老堂姐,她60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
  书    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
   屋   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
        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
------  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
        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
黄      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
 金     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
        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
  书        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
        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屋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
        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
------  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
        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
黄      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
        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金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
        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
  书    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29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
   屋   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
        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又在江湾筑起
------  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
        的打击。
黄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
        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
 金     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
        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
  书    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
   屋   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
        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
------  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
        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
黄      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
        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
 金     《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
        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书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
        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
   屋   右。1932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
        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
------  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
        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
黄      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
        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
 金     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
  书    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
        “炮轰”、“油煎”、“千万万剐”,以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
   屋   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
        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
------  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
        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黄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30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
        《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即驾
 金     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
        《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
  书        15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
        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屋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
        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
        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
黄      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
        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
 金     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段、反动势力
  书    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
        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
   屋   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
------  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
        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
黄      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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