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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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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文榮




              

身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我的閱讀方式或許和一般純粹消遣的閱讀有所不同。當對某項書寫或某位作家提起興致時,我會
盡可能把所有相關的作品都找來,一本一本的、或一篇一篇的細啃,唯恐不能一口氣把這些作品咽下去。

當讀出了感覺,我便開始著手論述這些作品。要是還無法有何感悟,便又再重新的閱讀,如此往復的玩味再三,直到內
心有所感發,有信心下筆為止。如果不是為了研究,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耐心,對著某篇作品死咬不放,一定要
讀出個所以然。這樣的閱讀經驗不算非常愉悅,但唯一的好處是能夠對相關作品摸得很熟透,有時會在頭腦里盤旋一段
時期,揮之不去,宛如一名入戲的演員,曲終人散後思緒仍然一直沉溺在劇情中。

去年一整年我讀的馬華文本不算少數,但讀得比較愉快的是一系列有關書寫少數民族的作品。為何突然盯上少數民族,
說來話長,或許歸為一個緣字吧,使到過去的閱讀積累,不管是那些理論文章或文學文本,頓時化成了一只看不見的飛
毛腿,把我踹到少數民族的異度空間。

我以為,華文文學的書寫不盡然只局限在自我民族的敘述中,投入於對其他族群的敘說,尤其是那些被邊緣化的少數民
族,將能擴大馬華文文學的視野與境界,表現馬華書寫者的寬大胸懷與人文精神。實際上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很棒的
寫手在經營這樣的主題。李永平的成名作〈拉子婦〉;梁放筆調很富感情的〈溫達〉與〈龍吐珠〉;潘雨桐系列東馬小
說中的許多精彩篇章如〈野店〉、〈熱帶雨林〉、〈雪嘉瑪渡河〉等;張貴興那文字濃密得化不開的《猴杯》;沈慶旺
集研究與考察伊班文化心得所匯成的《哭泣的圖騰》等,都是非常珍貴的文本。

這些作品大部分當年在修博時已經讀過,但沒有引起我太多的注視,讀得有點囫圇吞棗,畢竟當時我的研究焦點不在這
邊上。去年再細細地重讀,未知何故,心里頭總有不吐不快的感覺。今年初,恰好多招了一位研究生,因此便鼓勵她往
這方向研究。此外,也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打算今年八月中旬在福州發表,這或許是馬華文學第一篇論述少數民
族書寫的學術論文。

這里所指的少數民族,除了在人口比率上屬於少數(一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下)外,更重要的標志是他們在社會、
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處於較弱勢的群體。我初步把馬華文學的少數民族書寫歸納成三種文體範式︰即“融入型”、
“寓言型”及“展示型”。

具有“融入型”文本傾向的馬華作家最喜歡探勘華人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他們融入於華族、異族關系的場域中,去再現
少數民族與華人的微妙關系。華人與少數民族如何從誤解與沖突中,因著華人對少數民族理解的增加,或者掌握了他們
的民族性格與文化特性,或者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優點,或者體會了他們的難處與掙扎,而對他們產生同情與憐憫,最
後重新與他們建立融洽與深厚的情誼,或者以全新的視角去解讀他們。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提出現代人應從工具理性的窠臼中跳脫出來,以交往理性為替代,以促進人與人之間在公共空間的
平等互動與達致正確理解的可能。馬來俗語“Tak Kenal Maka Tak Cinta”說得太好了,提醒我們相愛須從相識中被觸
動與萌生,然則如何才能相識呢?當然非從交往開始不可,即使在初步的交往中產生諸多磨擦或誤解,但往往總是“不
打不相識”啊。梁放的〈溫達〉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交往理性的果效,似乎可成為它的感性注釋。

〈溫達〉是寫一位華人工程師(敘述者/“我”)與一位伊班族廚師的微妙關系。華人工程師一方面居於本身職位的優
勢,一方對於本身文化的優越感,對測量工作隊里的伊班廚師溫達難以接受與不勝反感。溫達經常偷偷地使用他的剃刀
、肥皂、梳子、牙刷等,對居住在長屋的原住民來說,他們的日常用品大都凡物公用吧,故溫達不以為怪,再加上對某
些新物品的好奇,使他一犯再犯,導致“我”對他的誤解日益加深。另外,溫達在燒菜時不洗手,不注重自己的衛生,
使留過洋的現代青年“我”很不能忍受,但又畏於溫達“剽悍的眼神”,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後來,在某一個夜晚“我”在工地帳篷閱讀時,溫達手持刀子一步一步向“我”趨近,“我”以為溫達是要來傷害他。
然而,最後真相大白。原來有一只毒蛇正伺機待發要攻擊“我”,被溫達機警地發現而非常麻利的耍動手中的巴冷刀,
就把那尾毒蛇劈成好幾截,“我”在虛驚之余對溫達的救命之恩非常感動,“熱的淚似缺了口的堤,涌流不住;流淚,
除了感激,還因為羞愧”。

在那一剎那,“我”對溫達的所有誤解煙消雲散,開始以平等與欣賞的心態,去理解與接受溫達在性格及文化上與本身
的差異之處。由於“我”的改變,使他與溫達的關系變得非常的友好,他們互相拜訪,有說有笑,不只在當時成為很好
的工作伙伴,也發展成為日後的生活良友。

拉康的“主體間性”說到他者經常是建構自我的一面鏡子,這正也是此篇所投射出來的觀點。被自身文化優越感所捆鎖
的主體,在經過異族他者文化鏡子的反照下,變成了胸懷更遼闊的自我,穿越了自身文化的窠臼,朝向更成熟的主體性
,小說主人公性格發展正是如此。此外,小說以倒敘的方式,寫“我”與溫達“闊別十年”後又重遇,“我們不著邊際
,暢懷地敘舊,沉湎在過去的時光里”,由此把他們的故事敘說重頭,在敘述手法上是成功的,這顯示了他們“在消彌
誤解後”所生長出來的友誼是鞏固的,沒有因為歲月的因素而褪色,敘述手段自身證實了華人與少數民族建立密切關系
的可能。

另一種“融入型”的書寫方式,是從“文化持有者的視角”去寫作。延續馬林諾夫斯基的立場,進一步發展了“地方性
知識”社會學方法的克里福德.吉爾茲認為,從“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觀察,可以避免以主觀的認知偏見去描述他者,
或以宏大的理論敘述不切實際的去虛擬被敘述者,無法把他們的真實情狀揭示出來,無助於理解具體的研究對象。無論
如何,要以文化持有者的立場去描述敘說的對象並不容易,至少須設身處地沉浸在他者的文化歷史語境中一段時期。這
種功夫需要書寫者/研究者對該文化的參與與融入,並能夠時時的從他們的視角解讀與反思。

沈慶旺的詩集《哭鄉的圖騰》,可說是馬華文學互ほ一完全書寫少數民族的詩集,詩集大都從伊班人的內部視角去觀察
與反思他們的社會與文化,文本多從傳統與現代的張力敘說伊班人在現代化下的困窘。伊班族原住民的文化是婆羅洲特
殊的現象。在未受現代化沖擊之前,他們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過著非常淳樸與自然的生活。他們或者生活在偏遠的內
陸山區,或者生活在靠海或河岸的地方,除了種植旱稻、捕魚及制作手工藝品之外,也靠大自然森林的各種賜予維生,
世代繁衍。無論如何,自從英殖民者登陸之後,特別是殖民者對森林資源的掠奪,他們無法阻擋文明的侵入,也無法避
開現代化的沖擊,使他們的生活與文化脫離了原有的軌跡,被強硬地納入現代化的框架中,許多族人對此適應不良,有
些仍然堅守傳統的規範,有些則妾居於城鄉但心靈未得安頓,經常緬懷失去的山林。

在現代化之下,原始的文化形態與生活方式經常被標簽為落後,然而,詩人卻高喊︰“原始不是落後/而是更接近本質
”,這句話成為他詩集所要張揚的理念,顯然是要為伊班族洗脫這種莫須有的標簽。特別是在全球化鋪天蓋地收編下,
越來越多民族重新去尋找自身的本質意義,所謂的“原始”可能是自身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資源與財富。因此沈抓住了在
伊班慶典“加威安都”(Gawai Antu)中宗教師的召喚,“搜尋他的古老在夜底/搜尋他的傳統在夜底/搜尋他的哀傷
在夜底/搜尋他的存在/在夜底/搜尋/他的/本質/而夜/竟/是/他”,伊班族在努力地尋索自己的本質,尋找自
身存在的意義,而在這現代化的欲望下,又使許多族人迷途忘返,這位孟南在長空星夜下顯得無比哀愁與寂寞。

在現代化的洪濤下,似乎沒有一個族群能夠幸免,即使是深居於偏遠的人們。“文明已混濁我們的血/民族的感覺已被
同化/讓我們最後一次/忘情地享有/傳統幻滅的痛苦歡悅”;“一座屋/一座長長長長長長的屋/爆裂成煙花/散落
散落/散落在現代的/星空”。詩人把文明視為一種負面的力量,侵害了伊班族傳統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詩人特別從
伊班族生活的核心場所,即所謂的“長屋”,在現代化的侵略下,也被轟炸得“體無完膚”,特別是有不少長屋的居民
,在家園失守之後,被迫投奔到鄉鎮生活。

在那些不熟悉的鄉鎮里,他們面對適應不良的窘境,有些女人別無選擇的要以原始的本錢去面對現代生活。“文明的恥
辱/教我們拋棄習俗的/無上裝/而在繁華世俗黝暗的/小閣樓里/廉售裸貞” ;“自尊傾傾斜斜/傾傾斜斜在衣錦還
鄉的部落炫耀/而長長長長底長屋/竟沒有一片板地/容我站得穩/月光粼粼/沒有人知道/是鄉土遺棄我們/還是我
們遺棄了鄉土/就讓初生的靈魂/皈依為長屋的子嗣/無須追究姓氏”。詩人逐漸潛入伊班族的內心深處,特別是那些
在鄉鎮出賣青春的伊班女性,他們回到長屋時將受盡排擠,“竟沒有一片板地/容我站得穩”反映了這樣的焦慮。無論
如何,敘述者在外“廉售裸貞”而結下的“孽種”,仍然期望著他們重新回到長屋,以便延續那種悠游自在的純樸山居
生活。這種心理就如在外流浪受盡折騰的孩子,嚮往著回到自己的家鄉,讓靈魂有個安定之所。詩人的敘述方式是潛入
伊班族的內心深處,詩句中多處使用“我們”的第一視角敘述,把自我與敘說的對象融為一體。當然沒有人能夠完全融
入他者的靈魂深處,而詩人盡其所能把伊班族內在的喜怒愛憎與外在的現代化壓迫與異化表現得淋灕盡致。

第二類文本範式,我把它稱為“寓言型”。這里所指的是詹姆遜意義的國族寓言,而非傳統互ゆ式的寓言。詹姆遜認為
第三世界的文學,總是蘊含著濃厚的國族寓言,無可避免地隱喻民族與國家政治。“寓言型”的模式往往通過少數民族
的書寫來言說政治,不管是國族政治、性別政治或地域政治等,而非只是單純的論述少數民族。潘雨桐的一系列東馬小
說,譬如〈熱帶雨林〉與〈雪嘉瑪渡頭〉,分別通過敘說少數民族女主人公身體被操控的遭遇,作為論述政治的表征,
尤其是東、西馬微妙的政治關系。

〈雪嘉媽渡頭〉與〈熱帶雨林〉有著非常相似的寓言範型,即借著身體的書寫來轉喻國家政治。這兩篇文本敘說的女主
人公都是生活在東馬的少數民族。〈雪嘉瑪渡頭〉的娜芙珊是杜順族,〈熱帶雨林〉的女主人公伊莉是來自菲律賓的移
民。與她們演對手戲的男主人公,幾乎全部都是來自西馬的華人,他們多數是到東馬開發森林的商人或工友。

這些來自西馬的華人為了解決生理需要,喜歡以契約的方式租用東馬少數民族女子為妻。這些契約妻子只是他們的泄欲
工具,西馬華人盡其所能的操控她們的肉體,然後就把她們置之於不顧。多情的少數民族女子往往對這些西馬華人動之
以真情,但最後只落得空自遺恨。〈熱帶雨林〉的廚娘伊莉不堪被他的老雇主所操控,趁其不在時情挑老雇主的兒子,
夜里摸入他的房間與他翻雲覆雨,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似乎是對被老雇主操控行為的一種抵抗形式。

這兩篇文本的書寫策略,特別是對人物的地域背景安排,在在顯示了文本對東、西馬微妙政治的轉喻。西馬男人宰制東
馬少數民族婦女,帶有西馬政權宰制東馬政治的寓意,東馬少數民族婦女的身體則被換喻為東馬的資源與財富,往往在
西馬權力的主導下被攫取與享用。在這種不均衡的權力形式下,東馬人的不滿與異議聲音,表現在〈雪〉的娜芙珊不斷
找尋她的“前夫”追討回她應得的欠款,〈熱〉的伊莉挑逗老雇主的兒子,表現了內在抵抗的姿態。雖然東、西馬的政
治比文學文本實際上能夠表征的要復雜得多,但“西馬宰制東馬的政治,西馬人攫取東馬的財富”這種刻板印象仍有一
定的現實基礎。

另外一類“展示型”的文本書寫,意在展示少數民族特殊的人物形象與文化情調,或呈現一種對異族文化的獵奇心態,
以遠距離的觀賞去描繪,刻意避重就輕不去論述或解讀少數民族的真實面,只是想營造純粹藝術美感的文本策略。

張貴興的〈巴都〉 (《猴杯》節選本)並無意論述少數民族的本質問題,而是試圖通過對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
民族特性多向度的展示,企圖打造出一篇與南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相比照的“婆羅洲魔幻現實”作品。文本通過繁復 、濃
密、細膩而又異彩紛呈的文字去呈獻這樣的美感,把原住民的各種“詭異”傳統從一個外來觀賞者的視角一個接一個的
去展現。例如,伊班族的紋身藝術、巫術之風、獵頭行動、部族械斗、人獸搏斗、長屋風情等等,有點接近推介達雅族
文化的旅游手冊。

小說圍繞著主人公巴都的故事而開展,巴都是達雅族的一個異類,不務農不狩獵,而成為外來游客的導游,帶領他們去
婆羅洲大森林尋幽探秘,以此描繪少數民族特異的風土民情。文本對達雅族的紋身藝術興致勃勃,除了描述巴都身上的
紋身,更不厭其詳的展示巴都祖父阿班班的身體紋路。文本對巴都形象的描述是︰“他背著手,橫著蟹胸,豎著樹脖子
的寬短椰殼頭型,試著將小角度的仰視變成飄渺的鳥瞰。眼窩如穴,眉粗牙大,魯道夫人之顴,繁致的咀嚼肌,妖姣的
紋斑--少說佔了全身五分之四”。雖然點出全身的五分之四被紋案覆蓋,但畢竟還是比較簡扼地勾勒出胸部和頭部的
圖形。但在刻畫阿班班時,已是極盡的揮灑,似乎把他“禽異化”、“人獸一體”了︰“阿班班黃昏在河邊裸身沐浴,
向族人展示他爬滿紋案的健美身材。胸部萬獸奔走如山林,四肢花葉鳥蟲如樹丫,背部日月風火雷電如晴空,腳掌手掌
兩棲爬蟲類,臀部兩座骷髏冢,滿臉精靈,連男器也爬滿紋斑,皮皮的像一只褶頸蜴。”如此細膩的描繪,皆非情節或
敘述所需,而是純粹的美學玩賞。

對達雅族的說話方式,作者也興味濃烈,例如文本中如此寫道︰“巴都的達雅克語說得顱骨撼動,胎記紋斑密布,恰似
一道粗雷,細雨不降。……他的達雅克語還可以湊合著用,就像巴都的英語還可以湊合著用”,這種對講話方式純粹玩
賞式的展示,在描寫唯一出場的女性人物亞妮妮的說話方式時更加淋灕︰“不算流利但顯然經過刻意淬煉的英語,其中
結合了蜿蜒的蟒語,肢體化的猴語,甲骨風的鳥語,溽濕的胎語……”從人的語言中盡吐出禽獸的聲調,呼喚著婆羅洲
森林的野性。

文中對巴都的行徑也凸顯其怪異與傳奇,有的直接描述,例如︰他十五歲執行成年禮第一次狩獵時,把一位族親以吹筒
射傷;有一回又烤食一只被視為聖禽的大犀鳥。十六歲時誤殺了一位肯雅族青年,幾乎釀成二族一場血戰等等。有的通
過他者轉述,例如,亞妮妮說︰“巴都很行的……長屋的豬跑到雨林去了,只要不被野獸吃掉,巴都都找得回來”、“
即使被野獸吃了,巴都也知道是甚麼野獸”。

在描述巴都瘋狂分解疑是吞吃人類的懷孕母獸時,更是讓人慘不忍睹︰“第一擊就開膛破肚,……一個多毛濕滑的小胚
胎,被巴都高高舉到眼前,然後將胎兒扔到樹外。巴都從母獸身上又挖出一只胎兒時,那胎兒突然淒苦地叫了一聲,巴
都手朝它肚子用力擠壓,胎兒連續發出極響的哀叫後,終於沉默。……”這一系列“人獸搏斗”的描敘,集中地展示達
雅族的野蠻與凶殘面,為文本制造了詭異與驚觫的格調。

文本雖然也點到外族所施予達雅族的悲慘遭遇,如二戰時期日軍對他們的滅族式殘殺、西馬政府建大霸而嚴重破壞他們
的家園、日本人的伐木活動給予他們的幹擾、華商對他們的欺蒙詐騙等,不過都是片言只語,沒有對這些霸權更具體與
深入的論述,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作者的核心意圖,作者實際上只想通過少數民族的書寫,構設與展示一種另類的“原生
態美感”,其他的也就只是陪襯了。

以上這些馬華作家的少數民族書寫有著多元的表現方式,雖然有些文本未臻完美,例如對人物刻畫與場景安排上有時過
於刻板,但也不能否定他們各自的精彩之處。他們以華族的相機去攝取少數民族形形色色的生存畫面,拓展了馬華文學
的視界,豐富了中文創作的文體,不只提升了我們的閱讀樂趣,也讓我們對少數民族的命運,以及華人與少數民族的微
妙關系有更深遠的反思。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16/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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